wadr 尽管任何一个法律原则都很难有完全客观化、公式化的标准，但如果完全没有标准指引，则在实践操作中会导致裁量的高度主观化，引发比较的非正义(comparative injustice)，加大权力滥用的风险。
很明显，我们很难对一个申请的成本收益进行精确的量化和计算。即使很多国家对用途进行分类，主要也是从申请程序和收费等方面考虑。
我国条例第13条规定了为了生产、 生活、 科研的需要(三需要)，但根据条例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三需要不应当被理解为是申请政府信息所必须符合的法定目的要件，而只是对公民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程序性要求(即说明义务)，不应据此来判断申请行为的目的是否正当或是否具备申请资格。毫无疑问，行政机构在认定申请权滥用问题上的证明责任，是对其行政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约束，也在整体上有助于申请权与行政机构裁断权的平衡。对此，赞赏和担忧的态度同时存在。例如，在对无理纠缠申请的认定上，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强调，说明理由和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是行政机构应负有的程序义务。客观诚信主要是行使权利的道德标准，与客观诚信相对应的是客观恶信，也就是滥用权利的行为。
但从理性和逻辑维度看，上述问题的存在，指向的是如何改进信息公开的法律机制以保障知情权的有效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或否认知情权滥用的问题。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向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认为：公共机构在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时，重点应该考虑申请是否可能造成对行政机构产生过度的和 不必要的干扰、激怒、或苦恼。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有利于实现法律体系内部价值的融贯。
2.详细规定对各类财产的具体保护措施和方法。从《民法通则》的制定过程来看，学者当时并没有就该表述发生争议。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始终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例如，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星野英一教授认为，宪法是公法的基本法，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
例如，《物权法》对各项物权进行保护，有利于具体落实宪法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精神。宪法的实施也要求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是具体形成这些权利的内容。
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整个法律体系应该具有稳定性和协调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法律秩序才能够具有统一性，这是合宪性解释的理论基础。如人格权商业化利用问题、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一）民法典应当具体落实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 强化平等保护原则。
二是排除功能，即在数种法律解释的可能中，排除不符合宪法的规则和精神的解释结论。在我国，由于宪法规范不具有可司法性，无法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所以， 有必要通过部门法将宪法的原则、规范予以具体化，这也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保持自身体系上的自洽性，不应当过多地规定宪法权利，同时，许多权利如果能够上升到宪法层面，则应当由宪法规定，而不应当在民法典中规定。五、民法规范的适用中应采纳合宪性解释的方法 在民法典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也可以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对于宪法所规定的一些保护权利的宣示性规定也可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至少内含如下含义：一方面，表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民法典的规范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而该规则之构成，又取决于一个国家宪法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决策。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平等保护，没有平等保护就难以有共同发展，失去了共同发展，平等保护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应有的目的。
因此，民法当然是依据宪法而制定的，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当然，出现复数解释结论时，未必都要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第二，宪法关于公民财产、通信秘密等主要涉及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规定有必要具体化为民事权利。同时，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也有利于使得民法和其他法律之间形成一种协同关系，对于民法权利的确立、内容、保护能够通过同样以宪法为依据的民法和其他法律共同承担，从而实现公法和私法对民事权利的综合保护机制。民法所确立的交易规则本身就是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活动秩序的。在各项权利的内容得以具体化后，再强调这些权利具有排除公权力非法侵害的效力，也会强化这些基本权利的效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宪法的功能。
正因如此，物权法才具有浓厚的固有法和本土性的色彩。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法典制度和规则设计应当以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不能超越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更不能违背该制度。
2016 年 7 月，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宪法上的权利都能够规定在民法典中。
但即便如此，西方国家的宪法也都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经济制度的规范，民法等部门也应当予以贯彻。因此，在具体确定民法典应当如何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规定时，首先应当确定其是否是宪法问题，如果不是宪法问题，就没必要进行宪法层面的讨论。
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精神、理念和具体规则是民法典规则设计的基础和上位法依据，宪法具有积极形成民法典规则的作用。各国法律都规定基于法律规定、正当程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合理补偿的基础上可以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征用。第四，保障宪法的实施。例如，《宪法》第 37、38 条关于个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等，这些个人基本权利虽然是由宪法规定的， 但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个人的基本私人生活，具有私权的属性，因此，其可以通过民法典予以具体保护， 即民法典可以通过确认个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及各项具体的人格权，将宪法关于个人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保护的规定予以具体化。
3. 进一步完善物权法中的征收补偿制度，防止公权力任意侵害私权利，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此种方式在我国是难以实施的，因为我国并不存在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法院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裁判案件，更不能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宣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法规和规章因违宪而无效。
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制度，也是建立在该基本决策之上，并将其予以具体化。此种观点认为，宪法中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于民事关系。
与《合同法》的规定不同，根据宪法 的表述又回到了民法文本中。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考虑，任何部门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则和精神。
国家应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实现对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而通过民法典确立民事权利体系，实际上是国家的上述制度保障义务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所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强调所有制的多元化，鼓励和保护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对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三是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
该条并没有将宪法列入民事裁判文书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列，因此，法官无法直接援引宪法裁判民事案件，这也导致我国宪法不能直接作为法官处理纠纷的依据。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般认为，征收制度属于公法制度，应在宪法、行政法中作出规定。既然并非宪法所规定所有基本权利都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这就需要准确界定哪些基本权利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构建的完整体系，它在宪法的指引下， 形成了一个规则的体系和价值的体系。就公有制即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保护而言，应当侧重于防止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流失，即规定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时应当遵守民主的法定的程序，从而防止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被非法侵占。
